谢泳（1961年-），山西榆次人，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。著有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份子》、《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困境》及《何故乱翻书──谢泳阅读笔记》等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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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学术规范的问题已经提出好几年了，我们以往在说学术规范的时候，较多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和道德问题，如学术著作的注解、索引以及尊重他人学术成果等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以为真正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困难，因为纯技术的东西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习惯问题，现在我们有许多学术著作，这些问题早已解决了。

我认为重建学术规范的难处，其实是一个文风问题。

我们现在都得承认，我们的学术著作是越来越不好看了，我们的学术在文风上出了问题，这是为什么？

学术著作的文风，是最能见出学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，我们现在的文风比不上50年前，这不是哪一个学者个人的事，我们现在要反省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退步了，如何改变。

现在的学术著作，要是从数量上说，都比过去多，比过去大，但这些大而多的东西，生命力却不一定和他们的大和多成正比。

不说胡适他们了，钱锺书、费孝通先生那一代人也都是从外面回来的，要说见世面，今天的学者好像也不好和他们比，他们在外面也是大师的学生，可回到中国来，无论做什么研究，写文章都是以明白、简洁为目的，他们知道文章是让人看的。

费孝通先生的名著《乡土中国》、《乡土重建》、《禄村农田》、《生育制度》等，都是由短文组成的，看起来很轻松，我们总不能说，那不是学术著作吧。还有《江村经济》，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，但从现在翻译过来的译文看，那种叙述的方式，也是很自然、简单的，几乎没有什么生造的名词，过去学者的文章多数能作为散文来读，今天学者的专著已很少有这种特质了。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。

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，总能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，也就是说，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，多数是不大会的。只有会的人，才能说得少，才能说得好。

现在许多做学问的人，都想把书写长，写大，以为大和长才是学问，学界也多以著述的大和多来看一个学者的水平，这是一个坏习惯。有了这个坏习惯，才有了坏文风。

顾颉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中对于学者的评价，就是以论文为主，比如他说“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，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，其发表的论文有……”然后举出了陈寅恪的六篇论文，说周一良“对于魏晋、南北朝史的研究，贡献之多，仅次于陈寅恪先生。”只举出了周一良的三篇论文。

陈寅恪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都是十余万字的薄书，但顾颉刚的评价却是：“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，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。”

坏文风，都是由大而空引出的。现在许多学术著作的叙述方式是很成问题的，为了大而长，他们不得不说很多废话，这是坏学者的习惯，好学者都是一上来说要害，从不废话。

谢国桢（“必记本”注：号刚主，晚号瓜蒂庵主，河南安阳人。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金石学家、藏书家）的名著《民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，开始就说：“在明代末年，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：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，就是党；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，就是社。‘党’和‘社’名词虽然不同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。如今我把党、社的意义和他简单的趋势公开来说。”

如今做学问的人是多了，但好学者却少了，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变了，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就变了。现在的学术著作，很少有梁启超、顾颉刚、谢国桢他们那种说话的方式，也就不会有他们那样的学术。